腐败

1998年12月，国际奥委会内部普遍存在腐败的指控震惊了整个体育界。国际奥委会成员被指控接受了委员会成员的贿赂，包括现金、礼物、娱乐、商业利益、旅行费用、医疗费用，甚至成员子女的大学学费，这些贿赂的形式来自于成功申办2002年冬季奥运会的犹他州盐湖城。此前几个申办委员会的行为也被指控存在不当行为。作为回应，国际奥委会开除了六名委员会成员;其他几个人辞职了。1999年12月，国际奥委会委员会宣布了50项改革方案，内容包括国际奥委会成员的选择和行为、申办程序、财务交易的透明度、奥运会的规模和运作，以及药物监管。改革方案还包含了一些规范选址过程的条款，并明确了国际奥委会、申办城市和国家奥委会的义务。国际奥委会还成立了独立的道德委员会。

政治压力

由于奥运会是在国际舞台上举行的，因此受到与世界政治有关的民族主义、操纵和宣传的困扰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早在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，就有明显的企图将奥运会政治化，当时英国人迫使一名澳大利亚运动员宣布自己是英国人。奥运会政治化的其他突出例子包括:充斥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的纳粹宣传;1956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奥运会上，苏联与匈牙利发生了摩擦，当时苏联残酷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;冷战高潮时期，美国和苏联之间被禁止的、非官方的、但引人注目的“积分”(奖牌数)竞赛;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前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争议;1968年至1988年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引发的诸多争议;以美国为首的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(抗议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)，随后苏联集团报复性地抵制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;最糟糕的是，恐怖分子在1972年西德慕尼黑奥运会上杀害了以色列运动员。

甚至国家政治也影响了奥运会，最引人注目的是1968年在墨西哥城，在奥运会开幕前不久，墨西哥军队向抗议政府在奥运会上支出的墨西哥学生开枪(杀死数百人)，当时该国正面临紧迫的社会问题。在墨西哥城，美国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也达到了顶峰，非裔美国运动员要么抵制奥运会，要么举行示威游行，抗议国内持续存在的种族主义。

在20世纪下半叶，国际奥委会寻求通过体育更积极地促进和平。国际奥委会和有关奥林匹克组织委员会与政治领导人合作，允许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参加1992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奥运会，并允许东帝汶和巴勒斯坦运动员参加2000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奥运会。2000年，国际奥委会恢复并现代化了古代奥林匹克休战，使其成为其和平倡议的焦点。

商业化

在本届奥运会上，商业主义从未完全消失，但有两大行业令其他所有行业黯然失色——即电视和运动服装(尤其是鞋类)制造商。国际奥委会、奥运会组织委员会(OCOGs)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国际体育联合会都严重依赖电视转播收入，许多优秀运动员也依赖服装代言收入。对电视转播权的激烈争夺早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之前就开始了;所谓的“运动鞋战争”在东京奥运会上拉开帷幕。

然而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创了一个新的奥林匹克时代。鉴于蒙特利尔在1976年奥运会上的巨大财政损失，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彼得·尤伯罗斯(Peter Ueberroth)将各种企业类别的独家“官方赞助商”权利出售给出价最高的公司。现在，从信用卡到啤酒，几乎所有东西都被商业化了。1964年，美国十项全能运动员比尔·图米(Bill Toomey)因为代言一种营养补充剂而失去了奥运资格，而现在，运动员们公开为过敏药物和蓝色牛仔裤代言。